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线上股指配资,就这样,昔日的工厂保卫科长乘着荒唐岁月的火箭,窜升到了我党最高领导层。
如此直升机式的提拔之下,毫无政治工作经验可言的王洪文尤其不能被广大老干部接受,不到2年时间,毛主席就对他做出“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的评价。
1975年7月初,党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公主持,这也标志着毛主席再一次抛弃了自己亲自选拔的接班人,王洪文开始了失宠后的荒唐生活。
当年毛主席提拔王洪文、吴桂贤、陈永贵进入国家领导核心,也是以此预防高层腐败的大胆尝试,事实证明,无论一个人出身如何,一旦手握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只是时间问题,王洪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选中央副主席后,王洪文享受的依旧是之前每月68元的薪资水平,相对于懂得自我克制的吴桂贤、陈永贵,王洪文非但没有量入而出,反而利用职权鸟枪换炮,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休闲达人”,整日里沉迷打猎、钓鱼、看电影、胡吃海喝。
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向来缺少自知之明的王洪文,失宠之际早已忘了自己朴实的工人出身,自怨自艾、肆意享乐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主旋律。
起初,回到上海“帮助工作”时,他就显得心灰意懒,除了视察工作做做样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吃喝喝、打猎钓鱼、看电影中度过的,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半休息状态,就连大寨会议、计划会议也都懒得参加。
就在马天水、徐景贤这些“四人帮”党羽得知王洪文大权旁落后,他们又开始力劝王洪文回北京,目的是希望他能遏制邓公的权力增长、维持“四人帮”的影响力。

1975年11月15日,王洪文终于回到北京,即便如此,对他而言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
更加滑稽的是,因为有人经常邀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有时三更半夜还会聚在一起小酌几杯,让他误以为中央高干的生活都是如此,吃吃喝喝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干部待遇。
因为失宠,王洪文认为自己已经被高层政治遗弃,不再被信任,也就没有必要再夹着尾巴做人,寻欢作乐变得越发肆无忌惮。
曾有一次,王洪文又被叫去喝酒,回来后,秘书萧木与他有过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可他明显有些不知好歹。

“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开展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叶帅叫我来,我也不好推辞。”
了解了这件事,对于王洪文被隔离审查时在叶帅面前表现出的歇斯底里也就很好解释了,他注定想不到,叶帅当初对他表示友好不过是障眼法而已,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王洪文“扶不起的阿斗”本质。
在邓公第三次被打倒之前,王洪文的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才又重新活跃起来,堂而皇之地以为自己重新得宠的时机已到。
1976年1月,党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公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指示萧木准备一篇讲话稿,准备在后续相关会议上登台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此争取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就在他想要将稿子批量印刷时却又悄悄收了起来。

原来,党中央在1976年2月3日发出1号文件,正式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乃至“四人帮”想要篡党夺权的美梦又一次被粉碎。
可想而知,按照王洪文“扶不起的阿斗”的本质,此后的他只会心甘情愿做着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傀儡,整日里无所事事,俨然一副“中南海公子哥”做派,就连同党都承认他是一位不理“正事”的“白相人”。
在毛主席垂危之际,党中央指派王洪文负责照看病情以及安保工作,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具体工作任务在身,于情于理都应该认真履行职责,偏偏王洪文之后的表现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极为愤怒。
根据警卫员王爱清的描述线上股指配资,王洪文丝毫不关心毛主席的病情,值班时间都要跑出去钓鱼,还严禁工作人员前来打扰,明知气枪打鸟有可能影响毛主席休息,他却在老人家住地附近玩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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